其实，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改革路径，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进一步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

　　除了国家层面的表述，纵观全国多地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探索，这种以拟任官员为切入，通过“新人新政策、老人老办法”逐步推进，似乎已成一种趋势。

　　对于这种以新官“开刀”的改革方法，北京大学廉政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根据中国现行的干部升迁特点，三年是一个小周期，五年是一个大周期，通过这个周期可以保证所有的在任官员都进行财产申报。这样，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财产申报制的全面实施。

　　汪玉凯也表示，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在重要岗位上，开始搞试点示范，然后逐步推开，慢慢扩大制度的实行范围，这样的方法可以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这里的‘新提拔干部’级别应该逐步提高，不能只限定在基层官员。”

　　官员晒财产需制度保障、逐步推进

　　在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首次被提出可以追溯到1987年。此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财产申报法》列入了立法规划。但是，27年来，这被舆论视为“防腐利器”的制度，虽呼声不断，却迟迟未见实质推进。

　　在媒体梳理中，在目前的试点地区，官员财产公示的方式多为内部公示，不登报不上网；公示信息较粗，过期难以查询；申报难以核查，多零投诉举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哈尔滨的官员财产公示表述也为“一定范围内公开，并逐步扩大公开范围”。而两个月前，陕西在全省推行的新官申报财产新规，也表述为申报而非公开，备案而非公示。

　　因此，一些地方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的模糊或回避，也引来一些质疑声音。

　　“为什么我们年年要求申报，还有一些官员落马后曝出巨额不法财物和房产？内部监管为何总是失灵？”汪玉凯表示，如果只有申报而没有真正的公开，官员申报事项的范围再大，也难以保证制度效果。

　　有分析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需要更为具体、更为细致的制度保障，比如，甄别官员是否存在不报、虚报、漏报、瞒报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伪造法律文书，是该制度的关键环节，没有行之有效的审核机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似空中楼阁。

　　中共十八大以来，持续的反腐风暴在中国掀起，反腐“成绩单”也折射出了权力监管的一些制度漏洞。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众再次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的推进充满期待。

　　在专家看来，虽然挑战重重，但无疑，官员财产公示不能只停留在内部监督层面，而需要“真公开”。这需要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做好制度铺垫，稳扎稳打，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