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临近尾声之际，中国大陆气温突然升高，多地出现暴热天气，北京29日局地气温最高达到42度，创北京同期气温历史纪录。

　　炎热气温也导致人们情绪焦虑，既要忍受酷热，还要忧虑未来，最难熬的恐怕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他们要面对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同时也要面对越来越冷的房地产市场。

　　这样的焦虑感或许也延伸到了决策层，短期经济指标虽然出现缓解，但中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并未好转，宏观当局如何出手应对，也在两难中举棋不定。

　　对决策者而言，时间不等人。如果不尽早出台调控政策，下半年的经济走势难以预料，能否实现全年经济目标，存在疑问。虽然说增长率不重要，但政府总要顾及就业，还要顾及脸面。

　　近来中国领导人纷纷对宏观调控表态，但二分法难以让市场得出明确结论，一方面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要用好“看得见的手”，不过在目前这种普遍焦虑情况下，这样的说法是否也在暗示，如果经济波动过大，政府会强化反周期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宏观当局强调，要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实现稳增长，鉴于历史经验与财政困境，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表现为减税，这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单纯的减税并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事实是，实体经济存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中长期名义利率偏高，扣除物价水平的实际利率水平更高，这使得企业资金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仍是宏观当局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利用资金价格可以调整经济结构，但考虑到就业问题，政府必须主动改善传统产业里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

　　从宏观调控工具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空间。

　　财政减税空间不大，扩大政府支出更不可能，这就限制了财政政策腾挪余地。如果回过头看2009年教训，就会发现，那一轮刺激实际是通过财政宽松来带动信贷宽松的，正是在“四万亿”投资刺激下，货币供给实现了疯狂增长。而在当下，政府很好控制了政府投资，这使得信贷供给保持谨慎。4月的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都少于预期，这显示出，银行体系在加强非标贷款规范化同时，也对信贷保持谨慎。当然，可贷资金不足或是导致信贷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增加可贷资金，应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如果认识到银行对风险控制认识加深，以及可贷资金不足，那么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就是更好的政策选择。

　　市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降准会暗示货币政策转向。其实，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且不说宏观调控理念和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货币环境的变化也让金融从业者提高了风险意识。无论是银行自身坏账率的提高，还是地方债的风险积聚，都让银行对信贷管理更加小心谨慎。此前央行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也从侧面显示出银行的自律意识在提高。

　　由于人民币持续贬值，热钱流入热情下降，外汇占款增长缓慢，如果仅是一次性降准，并不会释放过多基础货币。而银行对放贷的谨慎，也使得货币传导机制得到控制，不至于出现信贷疯狂增长局面。

　　当然，也只有普遍性降准，才能缓解中小银行可贷资金不足现状，起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目的。工信部数据显示， 4月小型企业PMI为48.8%，已连续25个月在临界线以下。同时，工信部调查表明，大企业拖欠小微企业货款问题严重，让小微企业生存状况恶化。这也说明，如果能够改变大企业资金状况，实际间接改善了小微企业资金环境，最终有益于稳定就业。

　　认为经济触底回升的观点恐怕并不牢靠，虽然汇丰PMI回升，出口新订单增长明显，但出口不确定很大。广交会传出的信息是，短单增长，但中长期订单下降12%，这预示未来出口形势不乐观。

　　2009年的过度刺激恶果还未消化，人们对大规模刺激政策心有余悸，但既然经济处在“消化期”，就只能以适度放松货币形式来稳定经济，以避免房地产崩盘和经济硬着陆。

　　即便是戒掉毒瘾，恐怕也需要一点一点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