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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茅于轼谈经济看争议:楼市泡沫必将破裂

海西房产网 发布时间:2014.06.01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导语:今年4月底,英国《前景》(Prospect)杂志将茅于轼评为十大“2014世界思想家”之一(位列第四,第五位是教皇方济各)。这是85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继2012年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之后所荣获的又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
标签:   茅于轼  经济  破裂
 
  我的学术成就和结交的朋友有关
  
  中国经济报告:你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你的著作好像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茅于轼:刚才我们也谈了,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我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等人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土地能够自由买卖,房价就降低了
  
  中国经济报告:话及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能保持15-20年的中高速发展,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潜伏着很多危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怎么看?
  
  茅于轼:我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10-15年的中速发展还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而且,未来改革释放的红利还很大。比如,各种各样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浪费,土地还不能自由买卖,金融业还没有实现充分竞争等。但是,要释放这些红利,就必须下大决心推动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刚才提到了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你是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的?
  
  茅于轼:土地跟资金、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一样,都必须有一个牢靠的所有权才能够产生出财富。如果土地产权不那么清楚,土地使用一定会出现浪费。使资源合理使用,让它自由流动,有产权保障,有自由选择,各种资源都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已经是经济学里最经典的结论。土地资源当然也一样。现在,我们国家在土地领域出了那么多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没有明确的产权,没有平等自由的竞争。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善的土地市场。
  
  如果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们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们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房价就降低了。农民有钱,房价降低,农民就可以进城了。现在为什么农民进城后只能在城里打工呢?因为房子太贵了,想都不敢想,连租个房也租不起。所以,他们就只能成为流动的打工者,很难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如果我们改变政策,农民可以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那么,有很多的农民愿意卖地,有很多的开发商需要买地,这样,很多的买方和卖方来充分竞争,就会形成一个合理的而非畸高畸低的价格。这就是市场决定了土地的配置。
  
  但是,现在主要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低,农民进不了城,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如果能够改变土地交换方式的话,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农民很快就会变成城里人了。政府现在为怎么帮助农民变成城里人伤透了脑筋。其实,土地和户籍壁垒不消除,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农民工要想靠他们的薪水来买房租房,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太难了。
  
  楼市泡沫必将破裂
  
  中国经济报告: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债务暴增、产能过剩以及楼市泡沫膨胀等。你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
  
  茅于轼: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主要是政府花钱不受制约和监督,体现在公款吃喝和投资两个方面。公款大吃大喝相当于变相贪污,老百姓早就对此怨声载道。新一届政府制定了“八项规定”,起到了一定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投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着眼于GDP增长,而不是将来的消费,没有需求的投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楼市泡沫问题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无法摆脱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依赖,另一方面是一些老百姓手中有钱,存在银行收益太低,又没有其他投资机会,只好买房子。再加上土地供应不足,必然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楼市自然上涨。现在的情况是,有钱人买了房子不住,而需要住房的人又买不起。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楼市泡沫必将破裂。
  
  上述这几个问题都很危险,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迟早会出问题。当然,这也不一定全是坏事。因为,只有出现经济动荡,政府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动力推动改革。
  
  国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监督
  
  中国经济报告:去年,中石油窝案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有关国企改革的呼声与争议也随之高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对此,你如何看待?你认为应如何推动国企改革深入展开?你对促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有何建言?
  
  茅于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说国企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我们国家的电力从改革开放以来翻了10番,除高峰期用电外,完全能够满足企业和家庭的用电需求,基本上没有出现电力不足、工厂无法开工的问题。金融系统投资的大部分,方向也是对的。高速公路、高铁的发展,这都是金融业的功劳;没有金融支持,这些庞大的工程根本没法完成。
  
  但国企也存在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督。从理论上讲,公有制企业没有最后的监督人。私有制企业,老板就是最后的监督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就是最后的监督人。工人有工长监督,工长有车间主任监督,车间主任有厂长监督,厂长有谁监督?有理事会,或者有老板监督。但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名义上是全国百姓,实际上是无法监督的,只能委托国资委之类的机构进行监督。这些机构由谁监督?没有人监督。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最终监督人。
  
  现在到了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开展充分竞争的时候了。国企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股份化。而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首先得保护私有财产,其次要取消行政性垄断,允许民间资本实实在在地进入电力、通讯、金融、石化等领域。
  
  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中国经济报告:你的一些观点经常引起巨大争议,比如最著名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你认为引发争议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我的一些说法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他们不懂我的意思,或者根本不愿意去弄懂。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茅于轼:很简单,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的收入高了,有了结余,然后就去帮助穷人。记者崔克亮实习生杨召奎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现为中国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茅以新是我国著名铁道机械专家,伯父茅以升为我国著名桥梁专家。
  
  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6年赴美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如今,天则所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间智库,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任西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矿业学院兼职教授,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书籍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1)《无悔的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2)《茅于轼谈经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
  
  (4)《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5)《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6)《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
  
  (7)《经济白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8)《经济学的智慧》,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9)《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
  
  (10)《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11)《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人民铁道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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