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 ，“以房养老”在上海、南京等部分地区早已有实践，试点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有金融机构，但效果并不理想，以致停滞或取消。从既往“以房养老”实践看，有产权房、年龄在60岁或65岁以上是申请的硬杠。

　　郑秉文认为，试点不成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置业、储蓄与住房反向抵押观念上的冲突。此外，社会诚信体系仍然不够稳定。发达国家都有以房养老的保险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出租房屋，另一种是住房反向抵押。

　　郑秉文指出，“以房养老”可以弥补老年人多层次养老潜在的发展需求，为住房反向抵押、以房养老“开一个口子”，从政策上使部分老年人“以房养老”的需求名正言顺。

　　“个性化的、还有一些高端化的服务由市场来负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以房养老’正是市场化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以试点提出来的，我感觉到这是积极慎重和稳妥的，它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自主选择的一个行为。”窦玉沛说。

　　数据显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截止到2012年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3亿。我国面临的养老压力空前沉重。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完善。此外，养老服务的扶持政策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成为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意见》除加大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责任外，还同时强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做大养老服务产业，以多种途径应对养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