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快十年了，现在还是感觉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真是越来越难。”刘志超抱怨。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许芳准时起床，6：30出门赶乘小区门口的公交车，20分钟后到达松江新城地铁站，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正常已经挤满了上班族。历经21站约一个小时后，许芳达到浦东世纪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钟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这个路线图返回。“每天3个小时耗在路上，只为能回到家中睡一觉。这个新城，对我来说只是个‘睡城’。”

　　“住在郊区3年多，我们夫妻俩几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演唱会，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许芳说，每次去上班都是“进城”，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这个城市离自己很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远。

　　被房东赶出，险些露宿街头的贺云龙几经周折，在上海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落脚之所。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7间，有的房间还有上下铺，总共住了十几个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还要拥挤。小贺以2500元/月的价格签下租赁合同。室友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白领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还有几个喜欢浓妆艳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关门睡觉，周末也不大出来。”小贺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身为财经记者，白天可能会在高档写字楼里采访跨国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参加一个高端论坛的晚宴。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鲜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时，才会感觉到其实那个“圈子”离自己很远。

　　“最糟糕的是他们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他们中的多数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艰苦的居住条件和不理想的就业，很容易击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夺走其奋斗目标，使其滋生不满情绪，通过互联网又会使这种不满情绪放大，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和隐患。

　　纠结在这种高成本生存压力下的，不光是蚁族、白领，还有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一族。

　　37岁的农民工晏勤老家在重庆奉节县山区，现在在重庆主城区一家纺织厂工作。自2009年母亲患上慢性肺气肿后，晏勤不得不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晏勤说，现在母亲治病一个月花费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母亲的医疗保险在城里接续、报账都很复杂、报销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负担。

　　“自从我妈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晏勤告诉半月谈记者，“我妈参加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在重庆主城区二级医院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医院看病，能报销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我妈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给掏空了。现在她有病也强忍着，生怕再给我增加更多负担。”

　　35岁的秦大姐来自河南驻马店，到天津10年来一直在候台社区附近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内几乎没有光线，夏天虽然室外气温较高，但屋内仍然阴冷潮湿。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四处收购废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计3000多元。

　　秦大姐告诉记者，由于是外地人，又是收购废品的，她们经常受人欺负。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看病太贵了，真的看不起。”她和丈夫收购废品、打零工，没有社会保险。常年在外，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参加了新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