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啸认为，《条例》应该明确统一不动产登记机构、范围，“立法的原则是让广大民事主体在进行不动产登记时付出的成本最小，建立这一制度对社会的震动也应最小。”

　　“建立统一的登记机构是立法最重要的任务，把登记的基本功能和派生的行政功能分离开。因为目前对于民众最重要的不动产是房屋和土地，可以把国土和住建部门登记的功能拿出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负责所有的不动产登记。理想状态下，人们在这个机构可以了解到物权人所有的不动产权利状态。”程啸说。

　　比如有个企业，土地使用权在北京，海域使用权在深圳，采矿权在新疆，要把这些整体打包抵押，现在需要到每一个部门去办一遍登记，非常辛苦，但将来到一个机构就可以办好。同样，和它做交易的人或者提供贷款的银行，要查它的信用状况，对于不动产这一块，只要得到权利人的授权，到“不动产登记局”去查就可以了。

　　记者注意到，公众对于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这一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反腐提供便利。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房姐”、“房妹”、“房叔”、“房媳”不断被曝光后，有舆论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的信息特别是住房信息应该放开，允许“以人查房”。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多名学者认为，并非只有我国法律制度规定了不允许“以人查房”的原则，普通公民不能“以人查房”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公众要求开放“以人查房”没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个人住房信息属于隐私权保护范畴，应予以严格保护，不应允许他人随意查询。

　　程啸认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确实可以为反腐提供某些便利，但如果为了反腐而搞登记，那很可能反腐不成，登记制度也完善不了。

　　在他看来，公众对限制“以人查房”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公职人员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隐私权保护范围。反腐可以利用包括住房信息在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但不应让反腐需求成为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目的。

　　程啸解释说，不动产登记制度不是强制的，但是如果不进行登记，不动产就无法进行交易、抵押和转让，“如果某个贪腐人员买了房子不办登记，后果就是将来想卖这个房子时，卖不出去，但他就不登记，你奈他何？”

　　另外，人们进行不动产登记时要出示户口簿、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然而，像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那样，有多个户口，并且购买房产时提交的户籍资料都是“真”的假户口本、假身份证，不动产登记机构只能对这些文件进行形式审查。所以，不动产登记制度要和其他很多制度共同作用，才能为反腐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