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积极的公平而非消极的公平

　　《瞭望东方周刊》：那该如何解决？

　　周天勇：我认为狭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没有效果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这样考虑：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55岁以上的老人不能从农村出来，只能通过自然规律使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减少；0~18岁的人口，通过上学走出农村，在城市就业，收入自然提高。这样使老人不断减少，年轻人不断进入城市，通过时间逐步推进城镇化，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建立教育公平的制度。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义务教育从9年扩大到12年，要给每个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为是穷人上不起高中、大学，而富人能上得起，导致富人的能力比穷人强，这样贫富差距就会在代际之间进行转移、继承。国家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儿子成绩很好，可能上别的学校收费很高，但是可以上军校、师范、农业院校、矿业院校，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助。这是建立一种公平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

　　二是要建立一种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个制度环境主要指创业的准入条件、监管、税费等等。比如大学生毕业一、两年以后想创办企业，如果政府设置的准入条件特别高，税费特别多，那么底层人士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因此，政府应该使这个通道顺畅，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

　　第三，进行体制改革。首先，打破垄断，对一些自然垄断的企业进行限制，如限制垄断企业的工资、高管的薪酬等。央企要给国家分红，提高分红的标准，垄断企业使用的石油等这些资源，要收取合适的资源税。其次，改革土地制度，要给农民提高土地增值的分配比例，要平等地交易土地，政府对增值土地征税。最后，要把土地出让金改为房产税，抑制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减轻刚要买房子的人的负担，缩小财富差距。

　　第四，政府要建立适合财力、适合国情的养老、医疗、转移支付、低收入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养老、医疗是普遍的，失业保障对失业人群，住房保障对极少数人，不能人太多，否则财政负担不起。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改革不能脱离现实。

　　周天勇：在积极推动上述的改革以及建立公平制度的情况下，国家的福利要跟上，最大的前提就是与财力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养懒人，不能因为这个制度导致社会没有效率。

　　正如前面提到的教育公平制度和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积极、公平的制度，如果不建立这种制度，给低收入者房子、低收入者保障，失业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障，就不是积极的公平。

　　原标题：周天勇：用“积极的公平”改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