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非常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非常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非常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从增值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英才》：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教育、卫生、养老、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