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大平新乔的实地调研恰恰印证了这种担忧。平新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去年建设的保障房有一半能落到实处就不错了。由于地方保障房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各地方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国企和企业员工福利房组成的。”

　　平新乔称，自去年五月开始，他先后去沈阳、唐山、焦作、开封和重庆调研，这是他经过实地走访与各地方交谈后的结论。

　　2011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了“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研究”课题组。同年10月，课题组赴辽宁省对保障性住房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辽宁省保障性住房政策调研报告》，报告中也提到相关案例：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利用企业自有土地、资金自筹，建设了7800套保障性住房，建好以后产权归企业所有，建成的住房主要用作铁路工人的宿舍；而课题组发现，同期在该城市中由开发商真正配建的保障房只有5200套。其余的几千套去了哪里，并不清楚。

　　调研组担忧，企业自建保障性住房沦为福利分房。他们在报告中称应高度警惕这种现象，“限制只面向少数体制内群体的‘保障性住房’，如一些国企为自身员工修建的公租房，坚决杜绝其成为第二次福利分房。”

　　与会者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副局长张继东也对企业代建公租房现象充满疑虑。他在接受本报提问时称，在焦作的一些工业园区内，确实存在企业代建公租房现象，把厂区内工业用地专门拿出一部分建设职工宿舍性质的公租房，他们只对内部职工。

不完整的顶层设计

　　平新乔称，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保障性住房任务，而用企业建房凑数是大概率事件，令他忧虑的是，这种大概率事件会遗留很多问题。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都是可卖的，一些分到保障房的人群卖完之后，仍然是无房户，仍然有渠道分到保障房，仍可以循环套利。这样做问题就大了。”

　　平新乔认为，我国保障房建设还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到底怎么定义？保障房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长期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用租的办法，为最穷的人解决住房问题。”

　　平称，他们在地方的调研报告，最后会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上呈国务院。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也在该论坛上发言称，筹集资金落实用地等，其实不是最困难的，保障房最大的风险还是管理风险，特别是公租房的管理。

　　“总结过去十年来保障房建设，有多少是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人，利用这个政策自肥？有多少公务员小区占用的是没交土地出让金的土地？此外，保障房性住房还公开地减免了税费，侵蚀了公有和社会资源”，陈淮直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则认为，保障性住房种种问题的背后，是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一直以来都缺乏一个完整、清晰的设计。

　　任兴洲发出疑问称，“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应急色彩很浓。比如，从供给形式上，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到现在的公租房、两限房，基本上几年一换。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2007年、2010年以后，我们不断地在摇摆、变换，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呢？”

　　另外，任兴洲透露，对于确保保障房分配公平至关重要的保障房全国联网系统，进一步推进的阻力很大，“各个地方虽然都在做，但是全国联网碰到了很大问题。这张网，这个信息系统，就是联不起来，这也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很大问题。”

　　住建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代表住建部，用一天时间听取了上述专家的意见。

　　倪虹称，关于专家所谈的保障性住房准入、分配、建设、资金、运营、退出等一系列问题，中央也十分关注。

　　会后，他表示，“我国保障房性住房制度，的确到了需要完善法律制度的时候。从国内外实践看，住房问题的顶层设计不仅要回答数量问题，更要回答怎样保障？但公共政策的难点就在于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