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楼市限购措施，成了二三线城市限购“首令”。

台州市出台首个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既是某种行政自觉，也折射出了二三线城市政府愈来愈大的房价调控压力：一方面，持续的房价组合拳下，被挤出的大城市开发资本下移到中小城市，另一方面，正处于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的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长空间巨大。二者叠加，让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飙升，在住建部的警觉干预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出手“限购令”。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不难察觉到二三线城市“限购令”的政策初衷：它们更多的是通过抑制进入当地楼市的地方游资，来释放某种政策性的压力。换而言之，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更多充满的是“警告”的意味：警告试图进入当地楼市的大城市开发资本与地方游资不能轻举妄动。

这样的功能诉求，注定了如同一线城市般，二三线城市也会成为限购令间的尴尬角色。二三线城市也依赖于卖地财政，限购也意味着限制土地供应，在行政重压下，地方政府虽出台限购令，但倘若真去行之，不仅财政收入会锐减，土地出让金收入的降低，让其保障房建设资金的提取量也相应降低，保障房建设任务也难完成，进而容易陷入“虽限购，实无为”的怪圈。

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到，即便二三线城市社会资本与投机热情真被限购令所打压，那么它虽然短期内给二三线城市楼市降了温，不过于长远的趋势，逐利的资本又会把目光投向二三线城市的周边县市，甚至四五线城市，于是房市涨价趋势与调控压力都会以下行的方式延续下去。“逆涨价”显然不是限购令所想看到的结果，但它却是一线城市限购令的“副作用”，也可能是二三线城市限购令将要面临的“动辄得咎”。

限购令所行之地，房价均有下滑与受挫，这点已被一线城市施行限购令后的现实所验证。同样被验证的是，“限购令”只是从供求链上部分抑制房价，不是治本之策，甚至会带来报复性的“逆涨价”。正因为如此，在不要对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抱太大预期的同时，它的施行必须要更注重“可预期性”与“务实性”，避免重蹈一线城市限购令的负效应与“软调控可能”：譬如不能以单一的户籍为限制规定，政府力度要集中于对投资需求的遏制上；譬如要广开正规流通渠道引导游资，而不是任其下行；譬如对保障房建设速度要迅速跟上，以时间换降价空间。

置之于更广的观察视野，作为一种常识，解决中国的房市问题，最终需要明确住房的公益性质，也需要改革税费体制，更要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房屋建设的主体。于限购令激起的一地争议后，公众更等待市场深处的“刮骨疗伤”。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