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钟伟称自己是“限购令”的

　　忠实支持者。他认为，限购令精准打击了投资、投机性需求。自实行限购令以来，京沪深穗四城市，唯有对广州的交易量影响不大，因为投机性购房在广州并不明显。限购令已经照顾到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许多刚性需求难以入市不是受“限购令”影响，而是受“限贷令”的影响。“如果说限购令严重打击了市场，那么这种打击是十分正确的，假定市场上不是反复购买的投资、投机者，市场受影响应该不大。但事实是，投资、投机比重较大的城市，交易量下滑很大，这些城市的刚性需求被投资性需求压制，泡沫化非常严重。”钟伟说。

　　“很难想象一个美国人或者伦敦人会买这么多的房子，在中国，小部分人持有了大量房子。”钟伟提议，限购政策应该规范化、普遍化、长期化，限购所覆盖的城区范围、限购的套数、限购的户籍和非户籍人口都作出详细规定；另外，所有城市都应该限购。

　　行政手段该退出？

　　如果说“限购”仅仅是手段之一，饱受诟病的还有国家发改委“一房一价”规定和主管部门对价格直接干预等行政调控手段的使用。

　　在历年颁布的调控措施中，中央采取了金融、税收、土地、法律等多种手段来调节市场，但对于调控手段的使用，各界也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蓝皮书（2010）》曾指出，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伴随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年头，对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房地产调控方式仍不尽成熟，一些政策不但起不到应有作用，还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比如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营业税），本来是为了增加成本抑制投机，但由于卖方将其转嫁到房价上，因而成为抬高房价的一大因素。2009年之所以房价、地价大幅上涨，与房地产调控措施未及时到位、房地产调控手段不能切中要害有很大关系。因此，调控方式和手段亟待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研究员熊鹭也曾撰文指出，总结历次经验，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而产生的调控政策，在具体调控思路、方式、政策内容上，存在着较多问题，主要为住房供给与需求层次不匹配，市场化手段使用不够，可能加大了市场和经济波动，忽视了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内在规律，过于担心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危害等。

　　熊鹭认为，行政性地直接实施打压房价，很可能加剧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房地产成交量是房价的先行指标，前者平均领先后者八个月。在宏观经济指标体系中，量的指标一般都领先价格指标。政府希望能够准确判断房价是否合理，再针对性地出台刺激政策或抑制政策。但房价是否合理很难人为判断，针对房价的政策时松时紧，客观上可能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1年中国金融理财师年会上也表示，“如果一味地使用行政手段调控商品房价格，就会扭曲市场供求，或是引发房价的报复性反弹，或是抑制正常的经济活动，我们还是应该把政府保障房的责任划清楚，商品房市场应该按市场的规律去发展。”

面对房地产调控难局，亦有许多业内人士对行政调控表达了理解。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为限购是无奈之举。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供应量太小而需求量很大，，供求关系改善了，就可以逐步取消限购。许多问题不是调控能解决的，需要制度的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没有顶层的设计，全盘靠民间意识恐怕不行。需要中央最高层次对整个改革的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房地产体制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等各方面的改革。”顾云昌说。

聂梅生预测，今年下半年调控政策将不会放松，楼市没有理由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