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建设指标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解。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保障房实际需求等状况不同，准入门槛也会有较大差异。另外，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不同形态保障房，覆盖不同层次的困难群体，其门槛条件各有针对性和适用范围。

　　“往往是条件多了，操作起来就增加了难度。尤其在申请人收入这块，统计不很全面，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开着宝马住保障房’的现象。”福建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处长柳文定告诉记者。

　　紧接着是公开透明监督难。2010年底，深圳市开展第二次保障房分配之初就已经引发了不小的社会争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锋接受采访时说，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公示的申请人信息透明度不够。

　　“公示就是让公众来发现问题，而不是隐瞒信息让公众发现不了问题。在如何公示上，政府部门应采取开放态度，而不是躲躲闪闪。”福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王阿忠认为，在保障房分配公示环节，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躲避社会监督，从公示环节患上“节假日公示综合征”可见一斑。

　　第三道难关是管理难。现在各地的机构设置大多为住房保障部门和居委会、物业公司，并由其进行日常管理和核查。实际上，仅靠物业公司的检查、管理是不够的，因为其作为企业，不具有相应的行政职能；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只是民事权利义务，不具有行政强制性。

　　最后，实现保障房再分配时就遇到了退出难。柳文定说，申请者何时有私车开了、在哪里又买商品房了、收入是否变化了，等等，这些情况很难及时发现。一旦发现承租人条件超标或违反规定，一般都是让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告知，并耐心做思想工作劝其腾退，难以对承租人强制处罚。

　　健全三大机制为“治乱”之本

　　各地各有关部门只有加快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社会监督、依法惩处三大机制，才是实现保障房分配“治乱”的根本。

　　今后，我国保障房建设规模将越来越大，全国很有必要加强数据化、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业内人士建议，应加快推动建立住房保障、房地产、民政、公安、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居民经济状况核查系统，直接查看申请家庭的存款账户、股市账户、纳税记录、房产登记、公积金缴纳等情况，从而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提供申请保障性住房所必需的核查报告。

　　王阿忠提出，各地政府在保障房分配公示申请人终审信息时，首先要做到信息透明，把准入门槛要求的信息全部依法依规公开，并最大限度地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一些地方在保障房分配环节尝试了引入社会监督。今年，重庆市拿出1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接受申请，首次公开摇号配租于3月举行，共有22317件申请和15281套公租房参与了摇号配租。整个摇号配租过程都是在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部分重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公租房申请人见证了摇号配租过程，当地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