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浙江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景乃权认为，地方政府对炒房“热钱”宜疏不宜堵，而要做到多疏导，首先就要多检讨造成炒房难遏的根本原因之一，“那就是可供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比较缺乏，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投资产品不足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改善投资环境的问题上需要更多考虑，创造供民间资本投资的机会、创新金融投资工具，等等。

　　“地方调控房价的工作想有所起色，也绝不能靠等。”目前，中央决定今明两年各建设1000万套、5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徐峰认为，地方不能过度寄望于保障房就是“高房价终结者”，保障房和商品住房面向完全不同的群体，前者针对的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地方政府只有扩大市场的有效供应，必须尽快改善目前房地产市场高端商品住宅过多，而普通商品住宅稀缺局面，加快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加大中小户型供应，科学运用组合调控，才能更有效地遏制房价快速上涨。”

　　在其看来，预防“惰政”关键还是要建立健全问责制。“新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总负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问责不能浮于表面。在接下来的新一轮房价调控中，各地各级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只有将“问责制”落实，才能将惰政思维挤出，避免调控措施再次被“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