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标准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记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

　　对此，西安市民黄女士很纳闷：三大标准中，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选择性遗漏”？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足轻重？

　　对此，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标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提高居民保障水平，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关键环节。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则表示，GDP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需要动用许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关注各地出台的房价“控制目标”还发现，各地采用的基数不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

　　“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间就会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去了意义。”陈国强说。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要警惕一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区”新盘上市，甚至冻结新盘价格等只图避过风头的做法。“就像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直接拉闸限电。”

　　对于这些问题，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