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新“国八条”的要求，各地要在2月中旬之前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截至20日，全国已有十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限购细则，内容均与“户籍”挂钩。这种“以户籍为核心”的房屋限购政策，引起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诟病。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房屋限购与户籍挂钩政策呢?在笔者看来，社会各界应当理性看待当前“以户籍为核心”的房屋限购政策。既要看到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逐渐消除户籍藩篱，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民迁徙自由，也要看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管理水平的滞后，还远远跟不上经济交往和公民自由流动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不少管理政策以户籍为依据实施授权和准入，至少在目前是不得已而为之。

　　必须承认，城市房屋限购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住房需要，抑制住房投资和投机需求，从而保持基本的供求平衡，以稳定城市住房价格，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这就要求政府以居民的工作和居住需求为限购的主要标准，而不应以户籍为基本标准来进行甄别和认定。

　　这无疑是理想化和比较成熟的政策模式，是城市住房政策的努力目标。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却不能对现行政策进行过于理想化的衡量，更不能以是否符合理想化模式而否定现行政策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家的宏观管理还是国内各地区的具体管理，都通行着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属人管理，即以户籍为标准进行管理;二是属地管理，即以实际居住地为标准进行管理。传统管理模式下，主要是属人管理，而随着理念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管理手段的革新，属地管理将成为迁徙自由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在当今中国，我们正致力于逐步消除户籍差别，打破户籍壁垒，然而目前仍处于“进行时”状态，因而还无法实行彻底的属地化管理。

　　也就是说，即使撇开一些大城市自身的承受能力等限制因素不论，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水平尚不能适应完全属地化管理的客观需要，因而，城市的房屋限购政策实际实行的是“户籍十居住”即“属人十属地”的混合标准。首先将全体居民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是典型的属人管理，而对于非户籍人口又以纳税和劳保为辅助标准，这其实是一种属地管理，也充分考虑到了非户籍人口的“定居状况”。从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来看，这是城市目前所能实行的“最佳管理模式”，无可非议。

　　如果从每位公民的“权利总量”而言，城市对非户籍人口的限购，并没有实质影响其“权利总量”，谈不上构成户籍歧视。因为，非户籍人口在暂住城市的购房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但他在其原籍所享有的购房权利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从理论上讲，在城市限购令下所有居民以购房套数为标准的购房权利是平等的，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不平等。总之，我们分析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时，要整体性地看待，不可抓住一点不顾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