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土地财政的高额，在地方政府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但是，我们也该看到，由于拍卖制度的存在，土地价格信息混乱，致使征地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无法可依。标准的混乱与被征地拆迁者错误的土地价格认知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一级开发成本中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只占大约一半左右。但是，被拆迁者认可的标准一般参考土地拍卖价。也就是说本次拍卖价格出来之后，拆迁标准直接上涨到拍卖价格的水平，但是，管网配套设施建设与开发过程中的所有成本税费，占比50%，只好直接加入到了土地收购成本。理论上，拍卖底价上涨一倍。至于溢价率，也就此无意义了。
土地成本不能抑制的情况下，奢谈房价下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房产税，实际是在土地出让净收益大幅缩减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压力巨大所致。说到底，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非市场环境下的财政体系的逐渐庞大，我们养了多少人？养了多少闲人？继续坚持所谓的调控，加大行政成本是必然的。
中国本来就是特殊的官本位思维，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能是源于官本位思维，这种文化不改变，很难避免腐败的蔓延。这种文化传承也就导致了目前政改的艰难。
只有完全市场化，才能解决财政问题。这早已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前的共识。只是，我们选择了违背世贸承诺，达到保护民族企业的目的，结果转变为我们眼中的“国进民退”。
调控方式的过度细化，带来的一定是行政成本的过度高昂。比如我们坚持的空置率调查，几乎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每月搞一次人口普查。否则如何保障数据的准确？那么，这部分成本建保障房不好吗？
房产税的实质是增税。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增加的税收承担者只能是终端消费者。至于投资投机人群，不可能为了囤积而囤积。而二套房及以上，实际是市场租赁的主力。没有大量上市的租赁房，租价上涨将极为迅猛。我们预计租价将随着限购令的普遍实施而加速上涨。租售比也将逐渐向欧美水平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