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名声简直是糟糕透了，最近就有前官员爆料说，地方领导签字的横竖和标点的虚实都有不同的意义，这让人们对官场潜规则大开眼界。而又有消息说，我们一个县级市的领导干部比纽约、东京的官员多好几倍，人们惊叹，我们要这么多市长打架吗？当然，最让人们受伤的还是层出不穷、越揭越多的腐败案子，难道这些人吃了豹子胆？

　　地方政府真的没有希望了？地方官员真的就这么腐败下去了？显然不是，当我们听到一个县由于招商不力出现十几个代理镇长、局长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这些基层官员的压力有多大，虽然这种招商办法太愚蠢，甚至可能招来灾难。我们看到由于实行党政一把手招商末尾淘汰制，还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竟然造出好几亿的虚假开发项目，这是不是在逼良为娼，虽然这个名声不好听，难道当官就是招商的吗？

　　不过，毕竟我们是一个红旗招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抗震现场、在抗洪前线、在抗击泥石流的危难时刻，我们还是看到了地方政府的巨大组织力量，和地方官员的英雄形象。

　　地方政府在地产圈声名狼藉是因为地方的土地财政政策，让地方政府成了房价上涨和地价上涨的最有力的推手。而由于土地问题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基本上都是窝案、串案，腐败资金又是触目惊心，就像最近曝光的中山市长李启红、抚顺市的局长罗亚平，两个官职不大的疯狂女人，让人们目瞪口呆。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官员腐败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而土地财政的问题，确实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这也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方面的矛盾，经常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窘状，把调控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土地财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杭州和上海的卖土地收入超过千亿，北京的卖地收入也达到900多亿，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生存的基础。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尚且如此，那些小城市、边远城市，那些没有多少工业基础的城市，对土地的依赖就更大了。

　　土地财政就像一副鸦片让地方政府舍不弃、丢不掉，成为地方政府生存和兴奋的依赖。同时，也焕发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就是想尽办法做土地的文章，做大土地的文章，甚至不惜一切地做土地方面的文章。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一些沿海城市，以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的名义大范围地开发海滨资源，很多不知名的沿海县城也一夜成名。不但在几年之内就把一个个的自然海滩搞成了水泥丛林，同时还有一些地方把生活污水直排大海，造成海域污染。不计后果的野蛮开发，不考虑子孙后代怎么生活的过度开发，迟早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应的。

　　与沿海城市天然的优势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内陆城市的发展就面临更大难处了。例如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三四城市，苦于没有资金来源，但为了提拉经济增长，就通过大幅度的优惠政策，引进一些大品牌企业搞一级土地开发和新城市建设。这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碧桂圆模式，地方政府认为，这是提升形象、造福一方、发展经济、制造政绩的万全之策。

　　但是，舆论不这么看，最近碧桂园在安徽省巢湖的和县遇到的麻烦就比较有代表意义。大规模违法征地这顶大帽子把这个中部贫困的代表县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同事，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地方”与“中央”税收分配，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的大讨论。

　　不管是廉价出卖国家土地，还是发展当地经济；不管是大搞城市经营，还是要加速城市化建设。碧桂园式的开发模式无论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对大牌地产企业来讲，都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人认为，碧桂园模式就是企业替政府想做又没实力做的事情。他们说，品牌开发商的进驻，就意味着大型商业中心、高素质教育资源甚至是五星级标准酒店的配套上马，甚至还有更高品味的诸如城市广场、体育训练基地等提升人民居住文化水准的配套设施。

　　有报道说，官员升迁的唯一因素就是GDP的增长，GDP也是官员政绩最简单、最直接的反映。多年来为了GDP，地方政府接到的讯号反应，更多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因此，可以这么讲，如果不能彻底地放弃GDP中心论，城市的野蛮生长就不可避免。

　　如果要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抽身，就必须调整现在的财税结构。当然，开征物业税也是一个补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

　　像纽约、东京那样减少点政府编制人员，也不失为一个降低财政压力的好办法，2008年，由我国财政供养的各类吃国家财政饭大致有1100万人、事业单位4500万人，加上由政府补贴的村官在内的1200万人，总体吃财政的人员多达6800万人以上，这些人每年吃掉国家GDP的28%。全国目前平均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个县及县以下干部，一些城市官满为患，这些状况的改变，其实也是一条拯救地方政府从财政困境中逃生的出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说到底，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一个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城市的建设，我们希望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生活，也希望城市的发展更符合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