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携新作《跌荡一百年》下册做客广州。从1938年到1977年，有太多的商贾演绎出民族的兴衰故事，官商、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普通市民金融危机下该如何理财？本报就此对吴晓波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吴波 实习生梁超仪

　　对话吴晓波：

　　对付经济危机有两种方法

　　广州日报：您之前写改革开放30周年的《激荡三十年》用的是激荡，而《跌荡一百年》用的是“跌荡”，用这个字眼是什么原因？

　　吴晓波：这本书是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百年历史，我们从沉浮中找寻失落的企业家精神。广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我想这本书在广州能够引起大家更多情感上的共鸣。用“跌荡”是因为从1870年写到1978年，涉及两个朝代的灭亡。1911年清王朝灭亡。在此之前它曾经有过一个现代化的增长，通过洋务运动，后来搞立宪，到戊戌变法，后来到搞立宪运动，有过一些挣扎，后来帝国还是灭亡了。

　　1911年到1949年是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这过程中也曾经有过很有朝气的时间，经济也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到1937年之前曾经被认为是黄金十年或者黄金二十年，也是远东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衰落了。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中国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广州日报：您研究的中国近代一百年历史当中，经济的低谷期、危机时段也不少。您觉得我们该如何从历史中借鉴一些对现在有帮助的经验？

　　吴晓波：一百年来全球的经济史也好，或者是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遇到一些危机。基本上用两种方法走出去，一种办法是用市场化的方式，一种办法是用国家主义的方式。往往陷入萧条大危机的时候国家要出来，凯恩斯主义，甚至是比凯恩斯主义更极端的新凯恩斯主义会出来。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当年苏联的模式，包括1949年以后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模式，利用危机获得了资源，这只手永远不放松。第二种方式，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了危机，然后迅速退出。

　　百年历史中，企业家只是“男三号”

　　正如吴晓波所言，“《跌荡一百年》（下卷）记述了共和国时代的‘国强民富’梦，用不一样的视角解读中国百年孤独，在历史沉浮中找寻失落的企业家精神”。

　　吴晓波的“企业史三部曲”，作为开篇的《激荡三十年》曾在2007年和2008年引发过巨大社会反应，而《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又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娓娓道出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商业历程与艰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