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几天的市场走势纯粹是市场自救行为，因而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定位过程。或许在没有政策出手的情形下，市场自身筑就的“底部区域”才是最坚实的。而行政干预——无论是去年“5·30”突提印花税式的降温，还是今年2月4日宣布重启基金发行这被理解为“救市”的举措，都只是在短期内改变了市场形态，行政干预“干预”的只是人们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情绪，而市场本身还会按自身规律或涨到极致或跌到极端。
但我依然坚决主张救市。因为本就具有鲜明“政策市”特征的中国股市，是定义不清啥叫“救市”的。比如，限制恶意再融资，依法对大小非减持给出细化的规定，从而让市场有明确的预期；再比如，基金发行的纯粹市场化，只要基金公司愿意发和发得出去就依法核准；甚至把世界上最高的印花税税率降下来，哪怕是跟多数国家(地区)一样不征收印花税……这些极大“利好”于股市的措施，都是转轨中的中国股市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必由之举，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
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是类似于1998年港元阻击战时中央政府和港府联手组织资金托市，是美国这次应对次贷危机的减税、降息、注资行为。而中国股市放开新股发行审批，乃至时机成熟时征收资本利得税，也并不能算是打压股市的举措，这些都是迟早要完成的制度建设。
对于当下已经“大落”而下的股市，我们当然要救，并且要以中国式的方式救。即使救不了“势”，“救市”也是救人心，并且在危机中加快启动利好于“势”的制度建设，这是不容推卸也推卸不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