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推理，只要加大对违法事件处罚力度，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错。执法活动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在目前情形下，相比之下中央政府缺乏信息优势，行政资源优势也不足，这种系统性的体制问题，必然导致全局性的监管被动。不解决体制问题而只讲加强监管，是“高深的空话”，讲这种空话，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就难以保障。一个国家，最不该失控的是土地规划管理，我们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

　　请谁帮忙解决问题？请农民！怎么请？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在我看来，农村土地也可以实行“永包制”，为此可以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我相信，也会有农民违反土地规划管理规定的情形发生，但有了“永包制”，绝大多数农民会更珍惜土地；同时因为土地转移价格大幅度提高，社会对土地的需求也会减少。总的情形要比现在好得多。这是一个科学筹划的问题。

　　土地管理的总思路应该是“管住规划，放开产权”。在现阶段，农村土地实行“永包制”，严格国家公益建设用地的界定原则，符合规划的商业用地价格随行就市，是“放开产权”的具体形式之一。按这个思路，没有“大产权”和“小产权”之分。不论任何产权，只要符合国家规划而搞建设，其产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相反，也不论任何产权，只要不符合国家规划搞了建设，都该处罚，都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要科学，不要“革命”

　　回头再看看关于“革命”的议论。事情本来不复杂，就是一个如何确保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有一个科学态度就行，不需要动辄祭起“革命”的旗帜来。

　　我们倒是要认真考虑一下在财产方面，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随着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日益扩张，现代国家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了，没必要把所有财产都囊括在手上。

　　提倡“以人为本”，国家应该做人民财产的看守者。看守也是一种约束，也就产生财产权在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分割，并不存在绝对的私人财产权。所以，关于土地管理改革，也涉及政治科学。政治和经济都一样，都要按科学规律办。

    土地方面的问题还在积累，为此大家很发愁。要趁着现在还不算太晚，赶紧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越是拖着，事情就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