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23日表示，对贷款人第二套住房的认定标准以“个人”为单位，并执行第二套房首付款比例至少为40%、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1.1倍的房贷标准。

        中资银行对第二套房贷各自不同的标准，曾成为前一段时间备受公众关注的大新闻，例如在认定上有的以“户”为单位，有的以“个人”为单位；首付比例有的40%，有的50%。近日来轮到了外资银行：花旗银行除表示第二套住房认定标准以“个人”为单位外，还规定第一套房贷结清后，再贷款购房仍然视为“首套住房”。尚有外资银行未公布认定标准，不知还有没有新花样。目前，中资银行以及在内地开展业务的外资银行，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十家，而关于第二套房贷的标准，却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第二套”住房怎么确认、首付比例怎么规定，无疑属于“政策”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政策都应该是“公共”的，而公共政策，只能出自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并借此实现公共目的的部门。推出第二套住房贷款限制政策，其宏观意图或曰公共目的十分清楚，即遏制投机、稳定房价、保障金融安全。银行向购房者放贷是商业行为，但政府规定银行怎样放贷则是公共事务，何况商品房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

        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为了实现自己的市场定位，为了展示自己的差别优势，向客户提供品种不同、条件不同、价格不同的金融服务，由此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没什么不好。但在第二套住房贷款这种公共政策的问题上，却不应各行其事，因为它没有修改政策、左右政策的主体资格，甚至连政策的解释权都没有。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习惯，即上级颁布某项政策规定，由下级自行制定“实施细则”，但这一般也限于同类之间，例如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隶属于政府，商业银行则是企业，在身份角色上二者并不是同类，让各家商业银行对监管当局出台的法规政策制定实施细则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更何况，认定第二套住房究竟以“户”还是以“个人”为单位，根本就不是细节末梢，而是该项政策的枝干所在。

        第二套住房贷款这么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金融监管当局似乎仅仅制定了上一半，而把下一半的“自由裁量权”双手送给了各家商业银行。这种现象，究竟属于有人撰文指出的那样，是政策出台后“利益博弈”的表现，还是金融监管当局或有意、或无奈地给各家商业银行留下了博弈的空间呢？

        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部分有一个新词，即“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人为，“均等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公平。之所以强调均等化，是因为在以往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福利享用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均等、不公平现象，例如在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等。“均等化”虽然不是专门给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所确定的原则，但其精神内涵却是需要认真把握和遵循的，那就是：所谓公共政策，核心是一个“公”字，理应对所有人公平对待。